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,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夫强秦之暴亟矣,今悉兵以临赵,赵必亡。赵,魏之障也。赵亡,则魏且为之后。赵、魏,又楚、燕、齐诸国之障也,赵、魏亡,则楚、燕、齐诸国为之后。天下之势,未有岌岌于此者也。故救赵者,亦以救魏;救一国者,亦以救六国也。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,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,夫奚不可者?
然则信陵果无罪乎?曰:又不然也。余所诛者,信陵君之心也。
信陵一公子耳,魏固有王也。赵不请救于王,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,是赵知有信陵,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,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,欲急救赵,是信陵知有婚姻,不知有王也。其窃符也,非为魏也,非为六国也,为赵焉耳。非为赵也,为一平原君耳。使祸不在赵,而在他国,则虽撤魏之障,撤六国之障,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赵无平原,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,虽赵亡,信陵亦必不救。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,不能当一平原公子,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,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幸而战胜,可也,不幸战不胜,为虏于秦,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,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。
夫窃符之计,盖出于侯生,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窃符,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,是二人亦知有信陵,不知有王也。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,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,不听,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必悟矣。侯生为信陵计,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,不听,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于报信陵,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,不听,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亦必悟矣。如此,则信陵君不负魏,亦不负赵;二人不负王,亦不负信陵君。何为计不出此?信陵知有婚姻之赵,不知有王。内则幸姬,外则邻国,贱则夷门野人,又皆知有公子,不知有王。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。
呜呼!自世之衰,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,有重相而无威君,有私仇而无义愤,如秦人知有穰侯,不知有秦王,虞卿知有布衣之交,不知有赵王,盖君若赘旒久矣。由此言之,信陵之罪,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。其为魏也,为六国也,纵窃符犹可。其为赵也,为一亲戚也,纵求符于王,而公然得之,亦罪也。
虽然,魏王亦不得无罪也。兵符藏于卧内,信陵亦安得窃之?信陵不忌魏王,而径请之如姬,其素窥魏王之疏也;如姬不忌魏王,而敢于窃符,其素恃魏王之宠也。木朽而蛀生之矣。古者人君持权于上,而内外莫敢不肃。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?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?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?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?履霜之渐,岂一朝一夕也哉!由此言之,不特众人不知有王,王亦自为赘旒也。
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,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。《春秋》书葬原仲、翚帅师。嗟夫!圣人之为虑深矣!
译文
评论者拿盗窃兵符一事做为信陵君的罪过,我认为凭这一点还够不上拿来责罪于信陵君的哩。那强劲的秦国 暴虐到极点了,如今把其所有的兵力来压于赵国 ,赵国肯定会灭亡。赵国是魏国的屏障,赵国亡了,那么魏国将要步其后尘;赵国与魏国,又是楚、燕、齐各国的屏障,赵、魏亡了,那么楚、燕、齐各国就得步其后尘了。天下的形势,再没有岌岌可危到像当时一样的了。因此,救赵国,也就是用以救魏国;救这一个国家,也就是用以救六个国家啊。盗窃魏国的兵符来解脱魏国的祸患,借用一国的军队来分担六国的灾难,这有什么不可以的!
那么信陵君真的没有罪过吗?回答是:这话又不对了。我所责备的,是信
明朝正德年间,以刘瑾为首的宦官专权,达到了高峰。明世宗即位后,曾着手对宦官势力进行打击和限制,暂时加强了中央集权。但不久他便沉心道教,妄求长生,不理朝政,中外大权,一揽于严嵩之手。有识之士,莫不恶之。作者唐顺之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,借“信陵君窃符救赵”为论题,对其功过得失进行辩证分析而写作此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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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,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、简练,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,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,然而,除此之外,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。
唐顺之的《信陵君救赵论》一文,以大家所熟知的“信陵君窃符救赵”的事件为题材,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,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。文章开篇简练,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,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,赵国灭亡,则魏国亦凶多吉少,由此得出“救赵者,亦以救魏,救一国者,亦以救六国也”的论断,因之,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。
然而,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,切入作者本人观点:“余所诛者,信陵君之
虑天下者,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,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。然而,祸常发于所忽之中,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。岂其虑之未周欤?盖虑之所能及者,人事之宜然,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,天道也。
当秦之世,而灭诸侯,一天下。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,变封建而为郡县。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,天子之位可以世守,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,而卒亡秦之社稷。汉惩秦之孤立,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,以为同姓之亲,可以相继而无变,而七国萌篡弑之谋。武、宣以后,稍削析之而分其势,以为无事矣,而王莽卒移汉祚。光武之惩哀、平,魏之惩汉,晋之惩魏,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。而其亡也,盖出于所备之外。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,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,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。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,尽释其兵权,使力弱而易制,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。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、盖世之才,其于治乱存亡之几,思之详而备之审矣。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,终至乱亡者,何哉?盖智可以谋人,而不可以谋天。
良医之子,多死于病;良巫之子,多死于鬼。岂工于活人,而拙于谋子也哉?乃工于谋人,而拙于谋天也。古之圣人,知天下后世之变,非智虑之所能周,非法术之所能制,不敢肆其私谋诡计,而唯积至诚,用大德以结乎天心,使天眷其德,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。故其子孙,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,而天卒不忍遽亡之。此虑之远者也。夫苟不能自结于天,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,而必后世之无危亡,此理之所必无者,而岂天道哉!
余自舞象,辄好为诗歌。先大夫虑废经史,屡以为戒,遂辍笔不谈,然犹时时窃为之。及登第后,与四方贤豪交益广,往来赠答,岁久盈箧。会国难频仍,余倡大义于江东,敹甲敽干,凡从前雕虫之技,散亡几尽矣。于是出筹军旅,入典制诰,尚得于余闲吟咏性情。及胡马渡江,而长篇短什,与疏草代言,一切皆付之兵燹中,是诚笔墨之不幸也。
余于丙戌始浮海,经今十有七年矣。其间忧国思家,悲穷悯乱,无时无事不足以响动心脾。或提师北伐,慷慨长歌,或避虏南征,寂寥短唱。即当风雨飘摇,波涛震荡,愈能令孤臣恋主,游子怀亲,岂曰亡国之音,庶几哀世之意。
乃丁亥春,舟覆于江,而丙戌所作亡矣。戊子秋,节移于山,而丁亥所作亡矣。庚寅夏,率旅复入于海,而戊子、己丑所作又亡矣。然残编断简,什存三四。迨辛卯昌国陷,而笥中草竟靡有孑遗。何笔墨之不幸,一至于此哉!
嗣是缀辑新旧篇章,稍稍成帙。丙申,昌国再陷,而亡什之三。戊戌,覆舟于羊山,而亡什之七。己亥,长江之役,同仇兵熸,予以间行得归,凡留供覆瓿者,尽同石头书邮,始知文字亦有阳九之厄也。
年来叹天步之未夷,虑河清之难俟,思借声诗以代年谱。遂索友朋所录,宾从所抄,次第之。而余性颇强记,又忆其可忆者,载诸楮端,共得若干首。不过如全鼎一脔耳。独从前乐府歌行,不可复考,故所订几若广陵散。
嗟乎!国破家亡,余谬膺节钺,既不能讨贼复仇,岂欲以有韵之词,求知于后世哉!但少陵当天宝之乱,流离蜀道,不废风骚,后世至今,名为诗史。陶靖节躬丁晋乱,解组归来,著书必题义煕。宋室既亡,郑所南尚以铁匣投史眢井,至三百年而后出。夫亦其志可哀,其情诚可念也已。然则何以名《奇零草》?是帙零落凋亡,已非全豹,譬犹兵家握奇之余,亦云余行间之作也。时在永历十六年,岁在壬寅端阳后五日,张煌言自识。